一場文化之戰：曾國藩是如何剿滅太平天國的？

平定叛亂，不僅僅是軍事仗，政治仗還是一場文化仗，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又是怎麼完成文化仗的呢？

　　曾國藩撰寫的“討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國以耶穌新約之說取代孔子之經，“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從而把自己的行為，與捍衛中國文化和“國脈”的“道統”聯繫起來。
　　曾國藩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是巨大的。梁啟超對曾國藩有這樣的評價：“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如此高的評價與讚佩，在梁啟超對近人的態度中是不多見的。現代史上的一代梟雄蔣介石，也是曾國藩的崇拜者，不僅自己熟讀曾國藩的詩文著述，並以之為修身行事的準則，還教育兒子蔣經國 “如能詳看其家訓與家書，不特於國學有心得，必於精神道德皆可成為中國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時代已過而忽之也”。這最後一句，無疑是認為曾國藩的家書家訓和文章翰墨是超越時代、立言立德立行和齊家治國的永恆經典。同樣，與蔣介石鬥爭二十幾年並最後把他趕到幾座海島上的一代天驕毛澤東，在諸多方面與蔣介石都是水火難容你死我活，但在敬佩曾國藩這一點上，卻表現出驚人的同一性，早年毛澤東對友人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這“獨服”表達的是對曾國藩言行的價值認同。毛澤東也是熟讀曾國藩文章翰墨並受其一定影響的，後來在革命奪權中為人民軍隊制訂的軍紀軍規的若干條目，就有與曾國藩為湘軍訂立的條目有接近乃至相同之處。

　　1949年以後，隨著對包括太平天國在內的農民起義和革命的歷史作用與意義的充分肯定，史學界和一般時論對曾國藩進行了新的歷史定位，“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和清王朝的封建幫兇，成為評價曾國藩的不移之論。可是，正如俗諺所謂“風水輪流轉”，近些年對曾國藩的評價又幾乎來了個大顛倒，曾國藩的包括家書家訓在內的各種選集和文集成為圖書出版市場的一大熱點和賣點，各行各界閱讀和崇拜曾國藩的大有人在，連應試壓力沉重的中學生閱讀長篇小說《曾國藩》的也不乏其人，據說在黨政幹部隊伍裡閱讀曾國藩的家書著述以為藉鑑者更是所在多有，幾乎成為一種“風尚”。我就在一次集體性的外出考察中親見一位年輕有為的廳級幹部，在車船勞頓之餘孜孜不倦讀“曾書”的情景。歷史人物在歷史長河中的沉浮榮辱褒貶臧否，真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尤其像曾國藩這樣複雜而又大有影響的人物，真個是一言難盡，欲說還休，令人有“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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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追曾族”，但不否認曾國藩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用的重要與復雜，更正視曾國藩的言行對近代以來諸多偉人梟雄和芸芸眾生產生的深遠影響。不過，讀完唐浩明的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聯繫歷史上曾國藩的所作所為，不由得產生了疑問和困惑：飽讀聖賢書、以“忠信篤敬”律己律人、信奉儒家仁者愛人的恂恂儒者曾國藩，為什麼又是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曾剃頭”?二者在他身上是如何統一和溝通起來的呢?

　　曾國藩本是湖南湘鄉的耕讀縉紳之家的子弟，六歲入私塾，十六歲外出就學於湘鄉漣濱書院和長沙岳麓書院，二十三歲在湖南鄉試中舉後往北京參加會試，兩次失敗後終於在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直至任禮部右侍郎。在京期間他苦讀古文，圈閱二十三史，拜高官大儒為師，精研孔孟之道與程朱理學，並以繼承和中興桐城派的道統與文統為職志。太平天國起義後揮師兩湖兩江期間，曾國藩以丁憂在籍身份奉命興辦團練鄉勇，開始了鎮壓太平軍的戎馬生涯。出兵之際，曾國藩親自撰寫和頒布的“討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國以耶穌新約之說取代孔子之經，“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從而把自己率兵為清政府討伐漢族“反民”的行為，與捍衛中國文化和“國脈”的“道統”聯繫起來，使之具有了護國、護法與護教的正義性和合理性。據後世的研究者說，曾國藩的這一“師出有名”的“招法”是頗為有效、相當高明和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我們知道，滿清入主中國之後，一方面對滿漢之大防看得相當重要，滿漢之間的界限和地位劃得相當清楚;另一方面又對中國文化固有的華夷之辨、以及由此把滿族歸類為“夷狄”的所有“忤逆”言行，極盡打壓之能事。為此，清王朝大興文字獄，所謂的康乾盛世也是莫須有的文字獄鼎沸之際，由乾隆爺舉事作為其文治武功標舉，且被後來人盛讚的《四庫全書》的修撰，目的也是為了芟除中國典籍文化里所有不利於“夷狄”統治的部分，其對中國文化的破壞遠大於建設。乾隆的父親雍正皇帝對那個湖南籍的鼓動川陝總督岳鍾琪造反的秀才曾靜的“循循善誘”，把二人的對話編為《大義覺迷錄》並派人到處宣講，目的也是為了剪除不利於清王朝統治的華夷之思，強調滿族也是華夏之正統。曾國藩把自己受朝廷之命興兵討逆的行為說成是保衛孔孟之道和中華文化，而 ​​不僅僅是保家衛國，這對一般大眾和知識分子是具有相當號召力的，把帶領漢族兵勇打擊另一夥漢族為主體的起義軍隊、保衛清王朝統治所可能引發的華夷之辨巧妙地迴避掉。同時，將洪秀全和太平天國說成是信奉耶穌新約而拒斥孔孟的忤逆之徒，這在法理和邏輯上實際把太平天國劃入了“夷狄”。歷史和邏輯在這裡掉了個個兒：曾國藩及其湘軍維護的、本來屬於真正“夷狄”的清王朝成為華夏正統和道統的代表者，而以漢族為主體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者則成為夷狄之屬，華夷之辨以如此的面貌出現在清季上演的這齣歷史大戲中。

　　既然對方已經是不齒於中國的夷狄，所以，戰爭中和戰爭結束時，曾國藩及其湘軍對被俘的太平軍將士一律“剜目凌遲”，絕對不講儒家的“仁義”和“仁者愛人”，不講溫良恭儉讓，不實行“仁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這表面上看似乎矛盾：曾國藩飽讀聖賢書，崇奉孔孟之道，標榜仁義敦厚，倡導禮儀教化，是大儒仁者，卻又殺人如麻，對同是中國人的敵人極端殘酷——殘酷得連幫助清王朝鎮壓太平軍的洋槍隊的英國軍官都有非議。曾國藩的行為似乎體現出雙重人格，其實不然。就像曾國藩對英人解釋虐殺俘虜是中國國情和文化、無礙仁政一樣，曾國藩的大儒仁者形象與殺人喋血的“曾剃頭”形象，不是性格的兩重性而是滋養曾國藩的儒家文化、中國文化的兩重性，是儒家文化的二元結構決定的，並因此成為文化和國情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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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生也晚，20世紀70年代“批林批孔”的時候還是個青少年，聽廣播里天天連篇累牘地批判孔子，說他滿口仁義道德，仁者愛人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可是一做了魯國司寇，就誅殺了持不同政見的少正卯。那時“四人幫”的歪理邪說整天價灌輸，民間裡實很反感，這逆反心理使我以為“四人幫”又是在胡說，孔夫子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呢!及至“四人幫”倒台後上了大學，看了史書後方知歷史上確有其事。當然，這不是說“四人幫”的出於政治目的的污衊性的批孔是正確的，他們不過是利用這件真實的歷史事件另有圖謀而已。在大學課堂上，從《論語》到《孟子》到各種典籍，那些學富五車的教授盡情講解，我們懷著崇敬之心恭聽和學習，感到那個不斷諄諄教誨弟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汎愛眾的孔聖人，無論如何也不能與一朝權在手就剷除異己的孔司寇聯繫在一起。但此後隨著讀書稍廣年事漸長，對這樣的事情也就有了文化意義上的理解。所謂從文化上理解，是指了然了儒家文化的二元性：一方面提倡仁者愛人、溫良恭儉讓、兼善、汎愛眾，一方面，又在上智與下愚、大人君子與小人婦女、治人者和治於人者之間，作了嚴格的界定和“階級劃分”，其間有著巨大的鴻溝，仁義愛人之道是不輕易施予下愚和被治者之流的。這上智與下愚、治人者和治於人者、正統與非正統、禮儀之邦與化外蠻夷的區分，在種族、民族與國家關係上就演變為華夷之大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潛台詞就是：這“心異”的化外夷狄，未受文明之光普照和洗禮，不僅非我族類，實質也非文明之人類，說嚴重點與禽獸等類。因此，對這類夷狄的誅殺打擊殘酷迫害，自然無傷仁義之道，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仁義或仁政施予的對象。這樣的思想邏輯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氾濫、泛化、演變與擴大，夷狄已不單指非我族類的化外蠻民，與正統主流治人者悖逆的所有敵人、敵對者，其實都被歸類為“匪夷所思”的夷狄或類夷狄。

　　於是，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帝王將相、達官貴人和大小治人者，不論其標榜的是黃老之學還是儒家聖教，在對待敵人、忤逆、異己、夷狄、賤人、奴僕等“非我族類”、“非我儕黨”時，幾乎都是“勿加撫卹”、“盡行芟除”，殺戮酷刑，無所不用其極，而這樣的行為在法理和道統上與聖教仁政並不衝突，不辱“聖人之道”和“我朝向以寬厚待人”之說教。所以，作為大儒的曾國藩對殘酷殺戮俘虜的行為說成是文化和國情使然，也絕不是狡辯和矯情，而是他的真實想法和看法，是合於他認為和尊奉的道統與聖教的。因為太平天國將士在曾國藩看來已經是毀我中華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籍、奉洋教以張目的“非我族類”的夷狄，那麼無論對他們採取什麼樣的手段，殺剮砍剁，剜目剖心，全部芟除，都是合理的、正常的、文化的、正義的，都不涉和無關於聖道與人道、仁義與禮儀。換言之，這樣的行為正是為了維護和昌明他所認為的聖道與禮儀、仁義與文化，是他興兵討逆的主要目的。在中國國情和文化的語境中，曾國藩對太平軍被俘者的剃頭、虐殺等殘暴行為，不僅不會受到指責，反而會被普遍認為是理所應當，是摒棄婦人之仁的大英雄行為和壯舉;不但不會有任何內疚自責，反而充滿了大義凜然和英雄豪氣，極端的心安理得，絕不會像二戰時期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美國飛行員那樣，雖然自己的行為是受國家之命且代表著戰爭中的正義力量，但大量無辜平民的死亡使他的心理飽受內疚的折磨，最終選擇自殺。不同的文化及其邏輯使人在對待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時的態度和行為，竟是如此之不同，差距有如天壤。

　　晚清已成歷史，但支撐大儒曾國藩對敵人俘虜殘酷虐殺毫不仁義且心安理得毫無內疚的文化和國情的邏輯，卻並沒有成為歷史而是隨著歷史不斷延伸，生命力依然旺盛，滲透到我們的心理和話語中，比如在政治鬥爭中將對方“匪化”，稱之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也就是將對方夷狄化從而為己方的行為正義化和法理化，比如在很長時期內主張和提倡的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除惡務盡、斬草除根、痛打落水狗、不對敵人施仁政、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革命的殘忍，等等，都是這種文化邏輯的表現和反映。這種文化和國情的邏輯與力量如此之強大和綿延不絕，所以在它所構成的文化和社會語境中，曾國藩的偉人大儒和英雄形象，被近現代中國截然對立的政治力量和派別都予以承認和尊奉，過去如此，於今在一些人中亦復如此甚至於今為盛，儘管現在據說已經進入了現代或後現代，儘管曾國藩大戰太平天國的那段歷史已經過去了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