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早年在天津水師學堂執教時，常抱怨晉升緩慢，他後來因翻譯西書名滿天下，一些學者便想當然地認為，嚴復滿懷愛國激情和專業知識，只因沒有巴結李鴻章，才落得懷才不遇的境地。
　　嚴復之子嚴璩在《侯官嚴幾道先生年譜》中稱：“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歲。直督李文忠公經營北洋海軍，特調府君至津，以為水師學堂總教習，蓋即今教務長也……而該學堂之組織及教授法，實由府君一人主之。”這句話，後來被解釋成“事實上他擔負了總辦(校長)的責任”。
　　從檔案中發現，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的任職是洋文正教習。當時因師資缺乏，洋文正教習要教授全班英語和各項西學基礎課程，有點類似傳統私塾的授課方法，嚴復沒有擔任過總教習。
　　嚴璩又說嚴復於1890年由“直督李公派為總辦水師學堂”，也不對。因為從1887∼1893年，天津水師學堂總辦一直是呂耀鬥。幾十年來，研究嚴復的論文連篇累牘，為嚴復升遷抱屈者也屢屢有之，卻從來沒有人關注過呂耀鬥的身世。



呂耀鬥，字庭芷，號定子，江蘇陽湖人。1828年出生，18歲中舉人，1850年22歲考中進士，與徐桐、俞樾、吳可讀為同年，此時距嚴復出生，尚前4年，可見是出道甚早的科舉才俊。翁同龢亦稱他為“呂定子前輩”。當上京官後，呂耀鬥仕途蹭蹬，到1875年才熬到文淵閣校理的閑職。1877年奉旨赴左宗棠軍營差委，旋報捐道員。張佩綸據此批評呂“規避新疆，由翰林改捐道員”，其人“斷難倚仗”。1880年因浙江晉豫賑捐請獎，呂耀鬥以道員指分直隸試用。次年，船政大臣黎兆棠與李鴻章商量，調呂擔任福建船政局提調，李鴻章复信說：“呂庭芷品端守潔，上年指分來直，適值停分展限之際，姑予局差以維繫之……念其日暮途窮，每為珍惜。旋聞有就閩幕之說，適接尊示，邀任船政提調，似足鎮式浮囂。雖船務機器素非熟習，而精細廉靜，涉獵稍久，當可為執事臂指之助。…日暮途窮”四字，將呂耀鬥當時處境，勾勒得十分傳神。呂耀斗在53歲當口，轉往與洋務相關的事務。
　　1884年，經前內閣學士徐致祥奏保人才，呂耀鬥奉旨交軍機處存記。1886年，呂耀鬥進京交內閣驗看後，被李鴻章調回北洋，後來接替吳仲翔，繼任水師學堂總辦。這樣，與嚴復在輩分上可為父子、在經歷上南轅北轍的呂耀鬥，成為嚴復的頂頭上司。
　　天津水師學堂總辦是一個由道員級官員擔任的非正式官職。用當時的話說，是“差使”而非實缺，用現在的話講，叫做“相當於局級”。時人說呂耀鬥“劍佩奮發，胸有甲兵，然亦用而不盡用，坦然處之……出入軍中，逡巡有年”。此處“用而不盡用”之形容，同樣頗為精準。天津水師學堂應當任用熟悉專業的嚴復來主事，呂耀鬥擋住了嚴復的晉昇路，呂耀鬥其實巴望放實缺做個真道台，卻一直等不到機會。
　　嚴復也是官迷，所以他放棄武官官階，4次參加鄉試，只是每次都鎩羽而歸。他在詩中有“四十不官擁皋比，男兒懷抱誰人知?當年誤行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的牢騷。皋比即虎皮。宋代張載曾坐虎皮講《易經》，後稱任教為“坐擁皋比”。旁行書即橫寫的外文，此處指學西學，緩慢的升遷之路，使他焦慮，心中頗有怨言。
　　除了嚴復的牢騷，尚無證據說明李鴻章對他有歧視排擠。欲使呂讓位給嚴，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將呂放實缺，或者平調另外差使;二是新式學堂或機器局，歷來擔任總辦的，都是候補道，嚴復也必須升至道員。操作第一個條件需要機遇，李鴻章曾對向其請託某人安排事項的工部尚書潘祖蔭解釋：“此間道班需次者多至二十餘人，其問資深勞多，久應委署者亦復不少，經年不見一缺，得之極難。”對於呂耀鬥這種老資格官員來說，調動職位需謹慎考慮他本人的感受，和官場內部複雜的人事關係，其中道理，古今皆然。操作第二個條件，則要嚴復具備晉升條件，他考不上舉人，1888年出資捐官同知，李鴻章旋即提攜他任知府。呂耀鬥要漫長地等待，嚴復同樣也要等待，這是官場的規矩，不會因人而異。